若没系统阅读亚当·斯密，可能会误读“看不见的

提到亚当·斯密，许多人或许马上联想到如雷贯耳的“市场经济”、“看不见的手”。亚当·斯密也是在经济学的两方阵营的激烈辩论时，被偏自由市场派学者搬出来镇场的“神祇”。或许亚当·斯密在生前从未想过自己将以这种形象和立场流传后世。斯密从来没有把市场机制偶像化，也没有把市场交换看作解决经济弊端的灵丹妙药。在某些方面，他的理论甚至跟凯恩斯是很类似的。“看不见的手”也并不是斯密的《国富论》中的核心概念。

其实，亚当·斯密的思想非常复杂。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。将斯密附会为某一派别的思想家，其实也片面化了斯密的思想遗产。全面重新认识斯密的思想遗产，也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做的功课。以下经出版社授权，摘选自经济学家朱嘉明为《亚当·斯密传》所写的序言，略有删减。

《亚当·斯密传》，[英] 杰西·诺曼著，李烨译，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版

不了解当时的苏格兰，就很难理解亚当·斯密

亚当·斯密的一生并不复杂，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，他的个人信息极为有限和模糊。但是，其人生中的五个重要节点却是清晰的，这使他最终成为亚当·斯密。第一，格拉斯哥大学。这一部分的大背景是18世纪的苏格兰，亚当·斯密“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，铭于斯”，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苏格兰，则很难理解亚当·斯密是如何成为亚当·斯密的。

1723年，亚当·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，这里距离爱丁堡仅十多英里。本书中写道：那时的柯科迪规模不大，却是精彩和多元化的，柯科迪的市场就开在亚当·斯密的家门口。柯科迪还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，聚集各种贸易信息，对法夫郡经济影响很大。柯科迪盛行走私，还有其附近的制钉厂，很可能启发了亚当·斯密后来关于走私成因和劳动分工论的思考。1737年，亚当·斯密像“命中注定”一样，来到格拉斯哥上大学。当时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学恰恰都处于快速变化中。

1707年，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与英格兰联合建立大不列颠王国的《联合法案》，苏格兰受益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单一经济实体，以及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，这扭转了苏格兰在17、18世纪之交在经济、金融、政治和民生方面都苦苦挣扎的局面。对此，亚当·斯密持有相当肯定的态度。格拉斯哥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精美的城市，格拉斯哥大学也向现代大学演变，形成了包括逻辑学、形而上学、道德哲学、自然哲学在内的专业体系。入校时只有14岁的亚当·斯密在这里学习了道德哲学、逻辑学和物理学。

第二，牛津大学。1739年，16岁的亚当·斯密获得前往牛津大学读书的奖学金，在牛津大学前后停留了6年时间。在此期间，亚当·斯密首先突破了作为苏格兰人的口音局限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牛津学习了英国文学、法语和意大利语、人文历史和众多思想家的著作，至少包括马基雅维利、帕斯卡、笛卡儿、贝尔、伏尔泰、孟德斯鸠，还有拉辛和拉罗什富科的经典著作，为“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，包括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和《国富论》”。特别值得提及的是，正是在1740年，休谟出版了《人性论》，亚当·斯密在当时很可能阅读了此书，只是当他们得以见面，已经是1750年，亚当·斯密和休谟“在智识上的沟通给斯密带来了受用终生的启发和激励”。

亚当·斯密

第三，爱丁堡。1746年，亚当·斯密离开牛津，回到了苏格兰老家，之后在爱丁堡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。这个时候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。1745年，政治、宗教和阶级矛盾交织和积聚，导致苏格兰发生了内乱，社会震荡。爱丁堡局势更为糟糕。但是，正如书中描述的，爱丁堡的“文化氛围宽容而文雅，容许不同流派的公民团体、学术团体、专业团体、政治团体、商业团体共存”，尤其是对宗教差异保持温和态度。“从精神层面说，爱丁堡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，城里遍布咖啡馆和交谈辩论的人群”。读到这些，不禁令人心向往之。

自1748年起，亚当·斯密与爱丁堡有了交集。这一年，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邀请，亚当·斯密来到爱丁堡举办公开讲座，主题是修辞学和纯文学，听众主体是法学和神学学生，这有助于亚当·斯密获得公众关注。这些讲座的听众就是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所述的“最初的‘公正的旁观者'”。1756年，亚当·斯密在《爱丁堡评论》第二期刊登了一封信，通过阐述卢梭关于“不平等”的思想起源，触及了“人如何成为人”这样深刻的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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